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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

零度写作2020-02-13 11:10:18



子弟


——杨潇




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


2013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宋体字部分是我两年前写的一篇小文,现在我尝试用楷体字为它加注,写下续篇。


我是厂矿的子弟。我们厂(这是厂矿子弟的习惯叫法)成立于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这是我从厂宣传册上看到的说法,外公把这个硬壳铜版本子递给我,里面多是到访过我们厂的国家领导人和厂领导的合影。我其实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家乡,2012年和一位做调查报道的同乡聊天,他问我知不知道某某厂(通常就是一串数字的代码),“太知道了!”我脱口而出,那不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厂吗?从小听父母挂在嘴边的。可是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个厂因为加工铀矿,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好像我从小就听说厂区有种叫“伽马”的东西,但并不知道它有多危险一样。


我家阳台下几百米外有一条铁路,周围灌木丛生,偶尔突突突驶过蒸汽机火车,小时候那时我们捉蝗虫和利用车轮压扁弹壳的地方,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来自全国的铀矿原材料就通过这条铁路被运到我们厂,经过加工成为半成品,又运到遥远的兰州的另一个兄弟厂......19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兰州504厂(靠近黄河)是闻名核工业内外的浓缩铀生产基地,是公认的我国浓缩铀工业的母厂,老一辈创业者形象地把504厂比喻为我国浓缩铀事业的“老母鸡”。



为了陈述的便利,我并没有对“我们厂”做进一步的区分,其实我们厂包括两个厂,一个是核工业主厂,另一个是为主厂提供螺钉、螺帽的附属厂。小时候我总把附属厂听作“妇属厂”,因为所有的阿姨啊姑姑啊好像都附属厂工作。


厂子弟和外面世界接触不多,从幼儿园到电大,这个人口上万的厂里应有尽有。“子弟”听起来有种排他的优越感,但也意味着你不属于这片土地,你不是地里生长出来的。我后来知道,子弟本来就有“兵丁”的意思啊。


甚至这里就有驻军。我们从小就听过欧阳海舍命救火车的故事—他原本是要来我们厂报到的。搜百度百科:"欧阳海(1940年-1963年),湖南桂阳人。195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11月18日,部队野营拉练经过衡阳途中,在进入一个峡谷后,一辆载着五百多名旅客的282次列车突然迎面急驶而来,列车的鸣笛声,使得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铁道,横卧双轨上,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就在火车与惊马即将相撞的危急四秒钟,欧阳海毫不犹豫地冲上,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铁轨,列车和旅客转危为安,他却被火车卷倒在铁轨边上碎石,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我出生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厂对外还叫“新华材料厂”,外人不能随便进来。外公这一辈人上查三代确保“出身没有问题”后,被国家调到湘南这座城市的南郊,在一片坟山坡附近建厂。外公外婆家住的这个单元一共9户,分别来自湖南、湖北、上海、东北、河南。对门是上海的阳奶奶一家,她在单元里见识最广,外公外婆有看不明白的文字,不论是报纸文章,还是药品说明,都要找他。在无数个酷热的夏夜,我也喜欢往她家跑,听她讲那些让人寒意顿起的鬼故事。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以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子弟则让“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子弟,他们和他们留在上海的亲戚,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几乎塑造了厂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麦乳精

、缝纫机、永久牌单车.....若干年后我听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没有丝毫的疏离感。一家上海人在厂里开了二十多年的早餐铺,全厂的人都喜欢他们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一定是在肉馅儿里放了罂粟。


那时厂里有个“一二商店”,还有个新华书店,书店柜台后面拉着好几条绳子,漫画书就像晾衣服一样挂在绳上,很是吸引人。母亲和两位店员相熟,我得以享有在柜台上随便看书的特权,甚至可以把新书包上书皮带回家看。


除了郑渊洁的童话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看得最多的就是圣斗士,对处女座沙加求死那一集印象尤深:“花开,然后花谢;星星是璀璨的,可那光芒也会消失;这个地球、太阳、整个银河系,甚至连浩瀚的宇宙都会有消亡的一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还有哪本漫画会教人以“无常”呢?


大陆的厂矿和台湾的眷属村有几分相似,但厂矿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发展出眷村文化这样的东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厂者培养出他们又红又专的子女,再有国家把他们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母亲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工厂开始发展民品,母亲在一家附属厂里做钢瓶质检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润最好的时期,“现在看,厂领导傻,利润都上交了,没有改善职工福利。”母亲说。她和厂里几个技术骨干,曾有机会跟车间主任去海南,参与创办一家合资工厂,但是主任终于因为害怕砸掉铁饭碗而退缩了,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特区人民的机会。


小学时,没到过节独生子女就要发各种东西,两个厂的子弟小孩攀比:我多发了双白球鞋,你多发了支钢笔。后来比的是谁家有电子琴,谁家最先装电话。不过“拼爹”的念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利用改制赚了大钱的爹地们都去北京、上海、长沙买房子,然后搬走了,留下来的无望的父母过早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开始“拼崽”。


从小到大,眼看着父母这一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觉得“控制”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很难把自己的人生完全托付给谁,无论它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位神灵。而年岁渐长,虽不认可,也开始有限度地配合这种控制与挣扎,平心静气地不定期当一个展览品。


和母亲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聊天,听到又一个子弟小孩的故事。女孩和我同龄,赴法留学前堪称

“考出去”的典范,没想到在法国信了教,回国后跑到香格里拉支教,认识一个“疯子老公”,被他“迷得要死”,家里不同意,她不惜和父母断绝关系,跑到西藏当野人。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我在网上搜到另一个版本:留法美术硕士云南支教找到Mr.Right,两人志趣相投赴西藏传教,现在他们居住在京北农村,清贫而满足。


两个故事,你选择相信哪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岗和待岗现象非常严重,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说贪污腐败问题。我读初中,被教科书收拾得一身正气加一脸天真,还冲动地要给央视《晚间新闻》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来反映问题。厂新华书店一本名叫《中国是能说不》的书及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钓鱼岛忧心忡忡起来。


厂区里到处都是堆积不用的废铜烂铁,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趁着大人们最松懈的午后,翻墙入厂,再一人背着一书包废铁到厂区边缘的收购站去论斤卖,我记得自己最多时分了12块钱,算巨款了。

后来读俄罗斯富豪古辛斯基发家史,感到跨时空的有趣:他的第一桶金始自偷卖变压器上的铜圈,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那些东西都堆在路边没有人管。


不过我们从不敢偷铜。“偷铜被抓起来是要坐牢的。”我们中间最大的孩子严肃地说。




国企效益不好,父母这一辈子纷纷南下寻找机会,父亲去深圳时已经46岁,是不折不扣的“打工佬”。此后几年,他还去了东莞、岳阳和昆明,在昆明官渡区打工一年,路过世博园门口,没舍得买门票进去,更不知有翠湖和滇池。2011年春节我同父母游大理丽江,返回时在昆明转机,专门带他们去翠湖看红嘴鸥,说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打工进而转身成功者极少,有人每年春节开着粤B的小车会厂里省亲,讲一口学来的广东普通话,把“很”字拖得很长,用同情的语气对以前的同事说:“你们真是很—辛苦!”


父亲去世时我在威尼斯,不知怎么换了三班飞机回到老家的,从威尼斯到汉堡的飞机上,我见人就微笑,好像拼命想要换回更多的微笑,又好像在潜意识里告诫自己不能自怜,也没资格自怜。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买了本MONOCIE,想靠里面的花花绿绿找回某种熟悉的东西,结果却是被一种更大的不真实感笼罩,所有的日常经验都失效了。1999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去了深圳,住在岗厦附近的工棚里,被深南大道的花花绿绿震得目瞪口呆。从那时起,父母一直在念叨的“一定要考出去”有了真实的尺度,于是把自己变成了学习机器,成绩扶摇直上,顺利考了出去。


半夜和朋友讨论“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聊到后来对自己如何成为自己感到怀疑。在追悼会答谢亲友时,我用“国家的弃儿”来形容父亲这一代人,加剧了人群的悲恸—他们多是父亲的同龄人,事后又觉得自己轻率:如果父母们是被这时代创造和抛弃的,那么有何理由认为自己就能跳脱这藩篱呢?


就比如,有什么是真的“回不去了”的呢?小镇青年的矫情和自私吧?


2011年年前我回到厂里,外公的耳朵比两年前又坏了几分,讲话得对着她的耳朵吼,外婆也80岁了,还成天往江边的菜地跑,她种了快五十年的菜,停不下来,这些真正无公害的大白菜、菜心、红彩薹,吃起来格外香甜,不像北京的大白菜,嚼起来跟纸片一样。但和外婆一起种菜,和外公一起打门球的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了。我刚回来时见到的一位老太太,弓着腰在楼下散步,没过几天她也走了,听说是家里摔了一跤。一群人在老人家楼下站了半宿,放了挂鞭炮,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了。记得从前都要搭灵棚,唱个三天三夜的。


外公也去了,也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他86岁,长出了弯弯的白眉,看着就像一个寿星,但身体一直不好。从几年前起,每次春节后离开,车子开前我都要盯着他看半天,觉得会是最后一次看到他。2012年7月,办完父亲丧事后再次离开老家时,外公尚在住院,我握握他的手,他也照例说,“你不要(记)挂着”,那一次我没多想什么,却成了永别。


外公走后,外婆三天吃了一顿饭,她不愿意一个人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习惯”。他们结婚六十多年,外公在自己的枕边放着一个手电,外婆起夜时他也会醒来,给她照着。


父亲和外公的丧事都没有大办,一位朋友听说我们只收花圈花篮不收礼钱感到惊讶,在他们那里,丧礼就是一个“拼崽”的面子活,不摆上几十桌请人吃上三天三夜再邀到几个地方官员出场不足以堵住旁人的嘴。


厂矿的子弟大约早就在一波波不景气里耗尽了精气,无心也无力这样攀比,他们学会了节制自己的感情和闲言碎语,一边抱怨人情味越来越淡,一边合力完成这个默契,给对方、特别是给自己留好退路。


外公出殡第二天,我们在社区医院附近遇到一位相识的村民,也带孩子来看病,穿着沾满泥巴的黑色胶鞋,他住厂矿外的村子里,和外公外婆关系很好,外公家包粽子、炸红薯坨坨都会送一些给他们去,他们家的西瓜熟了、土鸡大了,也会送过来,2008年冰灾时厂里停水停电7天,他每天从自家水井担水送到外公家来。


家里人怕麻烦别人,很多人都没有通知。他终于知道时,整个人像是被电了一下,然后僵在那里,眼泪马上就要涌出来。


“(丧事)办了几天?”“三天。”“噢......”我们走远了,他还愣着。


当天下午他带孩子来看外婆,带了好多土鸡蛋。


在厂里效益还不坏的时候,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游园会、花灯会,厂俱乐部还有猜字谜比赛,奖品颇丰,正月十五,厂里还会组织舞龙队,到处拜年。舞龙队成员个个全副武装,因为人们会从天上地下用彩珠筒和鞭炮向他们发起攻击。但是这种“官办”文化活动终究缺乏民俗底蕴和心理积淀,一旦组织者失去了兴趣,厂里也就“没文化”了。

2010年,厂里完成“改制”,除了军品仍归中核集团,其余皆卖给地方,厂里人皆曰国家“甩包袱”。如今这里除了街道整洁安静外,和一个荒芜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电影院没了,溜冰场拆了,人们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或者在电脑上“偷菜”,尽管走不了几步就是江边真正的菜地;书店早就关门了,前几年报摊上还能买到《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甚至《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也都没了踪影。


我在微博上写道,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矿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我突然想到了阑尾),它可以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背景吗?当然,这里尚没有强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保卫的了。


2011年底,表妹的孩子出生,小名娇娇,外公家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而我姨从“妇属厂”退休后,承包过冰室,张罗过早餐铺子,还在厂里开过一家卡拉OK厅(那时满大街都是“心太软”),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全职工作:外婆。


厂矿没有消失,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不过很少有人再说“子弟”了。娇娇如果以后要到厂里上学,他要读的将是“XX实验小学”而非“子弟中学”,“XX附属中学”而非“子弟中学”。


我再次离开老家前,外婆拉着我絮叨—我从小就习惯了她的絮叨,无非是反复告诉你要多吃点,多穿点,永远觉得你在外面是挨饿受冻,实在“遭孽”,但这一次她却颤颤巍巍地拿出了那个硬壳的宣传画册,让我看看。外婆没文化,不认识里面的字,她觉得这里面装的是外公一辈子的荣耀。


听家里人说,最近几年,更年轻一些的厂子弟有了回流的石头,这大约和外面世界的就业形势有关,“回厂里托关系找个临时工干,一个月拿着一千多块钱也过得下去。”但是他们会记得这厂矿吗?讲故事的人已经离开了,生煎包也换了主人,不好吃了—原来的主人赚够了钱,迁回了上海;阳奶奶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早在上海楼市起飞前,她就凭着本能的精明买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为她的孙子准备的。那里才是他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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